第一章堪舆1（1 / 2）

堪舆，这一蕴含玄妙与神秘色彩的名字，在我眼中，绝非中国古代文化中难以索解的谜团，而是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智慧结晶。人们时常疑惑，堪舆究竟是否沦于迷信之渊，又是否有着坚实的科学作为支撑？诸如房屋建筑的选址布局、室内装饰与家具摆放，是否真的与吉凶祸福有所牵连？这些与现代生活丝丝入扣的问题，亟需我们以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探寻其真谛。

回溯历史长河，晋代的郭璞率先为堪舆赋予了明确的定义。他在《葬书》中精妙地阐述：“葬者，实乃乘生气之举。气若乘风，则散逸无形；唯有界水，方能令其驻足。古人聚气不散，导气有止，故而称之为风水。”清代学者范宜宾在为《葬书》作注时，进一步解释道：“无水之地，风至则气散；有水之处，气止而风息。故而，风水二字，堪称地学之精髓。其中，得水之地，为上乘之选；藏风之地，则稍逊一筹。”简而言之，风水乃古代一门关乎生气的术数，唯有避风聚水，方能汲取生气之精华。

那么，何为生气？《吕氏春秋·季春》中有云：“生气方盛，阳气发泄。”生气，即万物生长发育之气，是焕发生命力的神秘元素。在郭璞之前，风水之名，尚有诸多别称。

我的爷爷生前曾言：“风水方位之形法，不仅涵盖相地相形，更涉及相人相畜，此乃其与后世‘风水’之迥异之处。”堪舆二字，堪为天，舆为地。堪又与“勘”、“坎”相通，汉代时，已有以堪舆为业者。《史记·日者列传》中记载了一则趣闻：“孝武帝时，曾召集占家询问，某日是否适宜娶妇，五行家认为可行，而堪舆家却持反对意见。”由此可见，堪舆家负有择时的重任。

此外，风水还被称作青囊、青乌、相宅、地理等。对于风水一词，《僻海》给出的定义是：“风水，亦称堪舆，乃旧中国的一种观念。认为住宅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决定住者或葬者一家的吉凶祸福。同时，也指相宅、相墓之法。”

近年来，众多学者对《辞海》中关于风水的定义提出了异议，普遍认为不应简单地将风水等同于迷信。有学者指出：“风水，实则是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而构建的景观评价系统，它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布局的艺术，不能仅凭西方观念就轻易将其归为迷信或科学。”

而我则认为：“风水的精髓，在于人们对居住环境的选择与处理之道，其范畴涵盖住宅、宫室、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诸多方面。其中，涉及陵墓的称为阴宅，涉及住宅的则称为阳宅。”更有学者新近提出，风水乃是“地球磁场与人类关系学”。由此可见，风水正逐渐受到重视与推崇。

在探讨风水时，我们既要充分吸纳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又要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我看来，风水学不仅是一种传统文化现象、一种流传广泛的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更是一种关于环境与人的学问，一种涵盖阴宅与阳宅、理论与实践的完整体系。它是长期实践经验的结晶。从现代科学理论的角度审视，风水学是地球物理学、水文地质学、环境景观学、生态建筑学、宇宙星体学、地球磁场方位学、气象学和人体信息学等诸多学科融合的综合性科学。

早在先秦时期，相宅活动便已悄然兴起，它既关乎活人的居所选择，也牵涉到死者的墓地择定。《尚书·召诰序》中曾记载：“成王在丰，欲宅邑，使召公先相宅。”这描述的便是相阳宅之事，即为活人挑选居所。而《孝经·丧亲》里提到的“卜其宅兆而厝之”，则是相阴宅之举，意为通过占卜来为逝者选定安息之地。这两种活动，都是以占卜的方式来择定地点，体现了古人对居住与安息之地的慎重与敬畏。

先秦时期的贤君们，如盘庚、公刘、古公亶父、周公等，在相地的实践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在风水师的圈子里，秦惠王的异母兄弟樛里子更是备受推崇。传说他曾精准地预测到自已的墓地两侧将有天子宫殿矗立，这一预言后来竟奇迹般地应验了，使得他的名字在风水界传为佳话。

然而，先秦时期的相宅活动并未被过多的禁忌所束缚，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术数，但并未沾染上浓重的迷信色彩。相比之下，汉代则是一个禁忌颇多的时代。时日、方位、太岁、东西益宅、刑徒上坟等各种禁忌层出不穷，墓地上也装饰着石人、石兽等避邪之物，以及镇墓文来祈求安宁。在湖北省江陵凤凰山出土的镇墓文中，便有着“江陵承敢告地下承”、“死人归阴，一人归阳”的语句，透露出当时人们对生死的敬畏与期盼。

汉代还涌现出了《户考移徙法》、《图宅术》、《堪舆金匮》、《宫宅地形》等一大批关于风水的典籍，为后世风水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青鸟子所著的《葬经》更是被后世风水师奉为圭臬，尊为宗祖。

到了魏晋时期，风水学又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管辂、郭璞等宗师级人物的出现，更是将风水学推向了新的高度。管辂是三国时期的平原术士，以占墓有验而闻名遐迩。他所著的《管氏地理指蒙》更是流传千古，成为风水学的经典之作。而郭璞的事迹则更为神奇，他在《葬书》注评中的详细描述，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南朝宋明帝是一个极为讲究忌讳的皇帝。他甚至在宫内搬床、修墙之前，都要先祭神祈祷，以求得神灵的庇佑。他听说萧道成的祖墓上有五色云气缭绕，便暗中派人在坟墓的四角钉上铁钉，试图以此来破坏萧家的风水。然而，命运似乎并不受他的摆布，萧道成最终还是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南齐时期，衡阳地方更是流传着一种怪俗。每当山民生病时，人们便认为是先人在作祟。为了解除病痛，他们不得不挖开祖坟、洗尸骨，以此来洗骨除祟。这种习俗虽然残忍且缺乏科学依据，但在当时却广为流传。

隋朝时期，宰相杨恭仁在移祖坟时，更是邀请了五六批风水师前往相地。其中，一个叫舒绰的风水师凭借精准的预测能力，猜中了地下之物，从而获得了杨恭仁的重赏。而当时最有名的风水师当属萧吉，他曾为皇后择选古地作为安息之所。当文帝不听从他的建议时，他竟预测到隋朝气运不长。他所著的《相地要录》等书籍更是成为了风水学的经典之作。

唐朝时期，风水学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当时，一般有文化的人都懂得一些风水知识。张说、浮屠泓、司马头陀、杨筠松、丘延翰、曾文辿等一大批名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杨筠松更是将宫廷中的风水书籍私自带出，到江西一带传播开来。他的弟子众多，使得风水学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和发展。

在唐朝时期，风水学不仅在南方盛行，在西北也颇受欢迎。敦煌一带更是涌现出了许多风水师。当地流传着一本《诸杂推五姓阴阳宅图经》的书籍，其中提倡房屋向阳、居高、邻水的原则更是深入人心。这些原则至今仍然被许多人在选择居所时所遵循。

宋代时期，风水学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宋徽宗便是一个深信风水之说的皇帝。他曾听信术士之言，垫高西北地势以便得到多子之兆。而当时的老百姓也普遍讲究风水。《朱子家礼》中便规定：百姓家里死了人后要先选好地形再择日开坟下葬。宋代的风水大师更是层出不穷，赖文俊、陈抟、吴景鸾、傅伯通、徐仁旺、邹宽、张道陵、蔡元定、厉伯韶等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风水大师。

明代时期，刘基更是被传为精通风水之学的大家。一本名为《堪舆漫兴》的书籍更是被托名于他而流传于世。纵观历史长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先秦时期是风水学说的孕育时期；宋代则是其盛行时期；而明清时期则是其泛滥时期。

然而，在本世纪以来，风水学在旧中国仍然有着广阔的市场。虽然在理论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在实践中却仍然被广泛地运用着。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对风水学的日益重视以及其在实践中的适用性不断得到验证，这门古老的学科又重新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如今，我们正处于风水学的整合更新时期。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结合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对其进行科学评价和阐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让风水学为人类造福、为社会服务。

风水学作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其内涵丰富而复杂。它既包括阴宅风水也包括阳宅风水两大部分，涵盖了众多生动的理念和复杂的勘察方法。这些理念和方法既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和顺应，也蕴含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气，在明代蒋平阶所著的《水龙经》中，被赋予了“气机妙运”的深刻内涵。他言道：“太唯一气，莫先于水。水中积浊，遂成山川。”此言一出，便道出了气与水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文中又载：“气者，水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气，仿佛是世界万物的父母，它凝聚而生，化结为骨，即便是人死后，气仍独留，荫庇后世。故而，葬者需反气内骨，以求荫庇之道。经文亦云：“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深知气之宝贵，便设法聚之不散，使之有止。

风水之学，所论之气，实则蕴含着朴素的唯物论色彩。气，被视为构成世界的本原元素，它变化无穷，时而化为山川，时而化为流水，于天空中周流不息，运行不止，滋养着万物生灵。

风水将气细分为生气、死气、阴气、阳气、土气、地气、乘气、聚气、纳气、气脉、气母等诸多种类，认为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唯有得气，方能获吉。

因此，风水的核心宗旨便是理气，即寻找那至关重要的气。而我心中所认为的生气之地，应当是避风向阳、流水潺潺之处，那里草木欣欣向荣，莺歌燕舞，鸟语花香，一片生机盎然。 然而，此气非彼空气。近年来，射电天文学家的研究成果揭示，它乃是宇宙间的微波辐射，亦包括星体的电磁辐射。在风水学中，气是最为基本而又最为神秘的内容。以往，它如同一个空白，令人捉摸不透。而今，科学之光已悄然揭开了风水的神秘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