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城市规划风水22（1 / 2）

一、中华城市与文化瑰宝

城市，乃是人类智慧与自然地理环境和谐共生的集中展现。从宏观视角审视，城市如同一幅幅巍峨壮丽的建筑画卷，高楼林立，街道纵横，交织出一幅幅绚烂多彩的经济文化图谱。它们是永不停歇的活力源泉，是文明进步的璀璨舞台。

相较于周边的乡村田野，城市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汇聚了丰富的教育资源、艺术殿堂、文化机构与杰出人才。这里，生产设施与生活设施交相辉映，公用设施如繁星点点，涵盖供排水系统、电力网络、能源供应、交通动脉、消防安全、电信通讯、教育殿堂、治安防线、商业网络、文化娱乐等方方面面，共同编织出一幅复杂而精细的城市运行图谱。

城市，是一个密度惊人、能量澎湃、活动频繁、结构复杂的物质体系。它既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基石，也是经济、科学、文化、艺术、商业、金融等多元活动的汇聚之地。城市，犹如一个鲜活的生命体，它的诞生与成长，无时无刻不与周围的环境紧密相连，进行着物质、能量与文化的深度交流与交融。

城市，如同一位智慧的老者，拥有着自已的大脑、神经、循环与消化系统。城市的指挥、决策与规划中心，犹如智慧的大脑，引领着城市的发展方向；邮传电讯系统，则如同敏锐的神经，传递着城市的信息与脉动；交通运输网络，则构成了城市的循环系统，为城市的运转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

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自然拥有着独特的个性与灵魂。而这灵魂，正是城市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

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所在，它包含着三个紧密相连的层次。其核心层次，是精神层面的内容，涵盖了精神追求、宗教信仰、文学艺术以及意识形态等深邃领域。第二层次，则是生活方式所展现出的文化韵味，如风俗民情、服饰风尚、饮食文化、节日庆典、礼仪规范等，它们如同一面面镜子，映照出城市的文化特色与生活风貌。而第三层次，则是城市的外部形态，包括城市的平面布局、主体建筑、街道景观等，它们如同城市的肌肤与骨骼，共同塑造出城市的独特风貌与文化底蕴。这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其中，城市的外部形态，作为城市文化的直观展现，更是城市风水建筑学研究与探索的重要内容。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不同规模与等级的城市，因循历史沉淀与现实需求的交织，自然而然地构筑起错落有致的城市体系。这些城市通过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紧密相连，犹如一张庞大的城市网络图，将各个城市紧密相连。在这纷繁复杂的城市系统中，总有那么一座或几座大城市傲立群雄，以其卓越的文化、艺术、科学与技术水平，以及灵敏的信息触角，成为引领潮流的先锋。新资讯、新创意、新风尚，往往在这些大城市中率先涌现并风靡一时，随后才逐渐扩散至其他次级城市乃至乡村地带。这些大城市，不仅是地区乃至民族国家的社会习俗与方言的汇聚中心，其规划理念与建筑风格，更是如同涟漪般波及至其文化影响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的文化风貌与发展轨迹。

纵观历史长河，每一时代、每一地域的文化潮流，都有其独特的中心城市作为代表。社会文化的每一次深刻变革，都会在城市的面貌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引发城市的相应变革。城市的规模与结构，宛如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成就。

在中国古代，城址的选择被赋予了极为神圣而庄重的意义，它不仅是关乎国家与民族兴衰存亡的大事，更是对祖先智慧与未来命运的深刻敬畏。古都的选址，更是融入了深厚的礼仪规范与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体现了古人对自然与人文和谐共生的至高追求。

追溯至远古时期，关于城址选择与规划的原理与过程，早已被载入史册。在《诗经》这部古老的诗歌总集中，便记录着先周时期的城址选择智慧。《大雅·公刘》一诗，便生动描绘了周文王之前的十二世祖公刘，在约公元前15世纪时，带领周人迁居至陕西旬邑县西南的壮丽历程。公刘以其温良忠厚的品格，亲自登山察看地形，最终选定了一处山岗之南、百泉流淌、广原辽阔的宜居之地。他运用圭表、景尺等古老工具，精心测量日影，审慎判断阴阳与水源，力求找到最为理想的栖身之所。在平地上，他又寻觅到水源充沛、地形开阔的宝地，这里百泉喷涌，小河蜿蜒，北有高山挡风御寒，南有远山遥相呼应，东西两侧群山环抱，宛如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卷。此地不仅风景秀丽，更兼具避水灾、御干旱、防战乱之利，实为一片不可多得的宝地。

此地内宜农耕播种，外可凭险固守，实为营建都城的上佳之选。于是，公刘再次施展他的智慧，精心规划：何地作为百姓的安居之所，何地开辟为肥沃的良田，何地构建码头，以便横渡渭河，运回矿石，铸造工具。这卓越的选址与精妙的环境布局，如磁石般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居民。不久之后，皇溪两岸与源头附近，迁居而来的百姓络绎不绝，为子孙后代的繁荣与都城的持续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都的选址，需立足于平坦肥沃的土地之上，背倚巍峨大山，左右则有河流、泉水或湖泊相伴，城内更需有顺畅的排水系统。选择城址时，应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与农产品，以保障城内居民的衣食无忧，同时促进六畜的繁衍与经济的繁荣，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口汇聚于此。基于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于内筑起城墙，于外设立城廓，城廓之外再挖掘城壕；低洼之地筑起堤防，高地之上则开挖沟渠，如此精心构建的城池，被誉为金城，坚不可摧。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自然与人被视为相互感应、和谐共生的整体。天、地、人，这三大系统被尊称为“三才”，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而宏大的机体。都城与国家，正是这一机体的生动写照。因此，城市的选址与规划布局，与天文、气象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而和谐的景观生态系统。这，便是中华古代文化的至高追求与最高原则。

明堂，作为城市中不可或缺的建筑，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北魏时期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著作《水经注》中，对当时都城中的明堂进行了详尽的记载：“明堂之上，圆润如天；明堂之下，方正如地。四周设有十二门，九堂相连，而不设重角。室外之柱，室内之绮并之下，设有机关与轮盘，装饰以缥缈的云雾，仰望之，仿佛天际之景，画有北辰与列宿之象，宛如天空之缩影。每月随着斗转星移，明堂亦随之转动，以顺应天道。”这一“法天象地”的古都规划思想，正是东方文化古城独特魅力的生动体现，铸就了古城不朽的辉煌。

经深入探究，明堂实为遵循时序季节与空间方位举行祭祖仪式的圣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职能又进一步拓展，成为天子布政施教、宣示政令、彰显诸侯尊卑、迎接光明新始的重要场所，因而得名“明堂”。历代帝王对明堂的设置与设计均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与关注。

明堂的建筑形式，上呈圆形以象征天体的浑圆，下为方形以比拟大地的方正。八扇窗户寓意八面来风，四面通达则暗合四季更迭。九个堂室仿佛天下九州之缩影，十二座室则与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份相呼应。北魏时期的贾思勰在论述明堂制度时，更是将其精妙之处阐述得淋漓尽致：明堂平面尺寸为一百四十四尺，恰如坤卦的策数；屋顶的圆径为二百一十六尺，与乾卦策数不谋而合。太庙太室的平面为六丈见方，取老阴之数，而室径则为九丈，取老阳之数。九个堂室如同九州大地般布局，屋高八十一尺，则源自黄钟吕的九九之数，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周边二十八根柱子，则代表着二十八星宿，外围周长二十四丈，则巧妙地模仿了一年中的二十四节气。

1956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汉代长安城南郊发掘出了王莽礼制建筑群遗址，其中一处正是明堂遗址。该遗址一层平面布局中，设有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和太室等五室，分别对应金木水火土五行，其中太室土室居于中心位置。东南西北四堂则各有左右配室，共计十二室，寓意着十二个月份。

从浩瀚的天空中的紫微垣，到都城中的紫禁城，无一不是宇宙象征主义的杰出作品。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深邃观念里，天上的星空被视为主宰世间万物与人们命运的神秘力量。天空同样构建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王国，北极星、北斗星所处的拱极区域，是天球上众星环绕的核心。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将其称为“中宫”，而其他星辰则分属于东、西、南、北四宫。整个天空被划分为“三垣”和“二十八宿”，其中北斗星座位于中心区域，象征着人间的中枢地区及都城。它如同帝王的座驾般运行于中央，统治着四面八方，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主宰着大自然以及人间的一切事物。

谈及风水与北京城的选址、规划与建筑，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北京，这座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其悠久历史可追溯至70多万年前周口店的北京猿人时期。琉璃河商周遗址则将这座城市的建设史上溯至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年。历史上的北京城，从西周的封丘，到西周末年燕灭蓟成为燕都，再到唐代的幽州城、辽代的南京城、金代的中都城，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城址均位于今北京城西南的广安门一带。而今日我们所见的北京城，则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奠定并发展起来的。使北京城享誉世界的，不仅是其规划严整的街市和辉煌壮丽的宫殿，更是那些无处不在、深深烙印着风水印记的建筑与布局。

（一）京畿之地的风水奇观

北京，这座古老而庄重的都城，其风水之佳，自古以来便为无数堪舆大家所津津乐道。唐代著名的风水师杨益，曾对北京的风水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言道：“燕山巍峨，宛如天市之尊，实为北干龙脉的正结所在。此龙脉源自昆仑之中，蜿蜒数千里，穿越中华大地，至燕云之地，再向东行数百里，于天寿山处落脉于平洋，方广竟达千余里。辽东、辽西如两臂环抱，黄河在前迤逦环绕，鸭绿江于后蜿蜒缠护，阴山、恒山、太行山等群山与海中诸岛遥相呼应，近处更有滦河、潮河、桑干河、易水及诸多无名小溪，夹身而流，界限清晰分明。若以地理之法审视，此地龙势绵长，垣局壮美，干龙汇聚，山水交融，黄河、天寿、鸭绿江缠护其后，竭石如锁钥般把守着门户，实为风水法度中的上上之选。从形胜的角度看，燕蓟之地内跨中原，外控朔漠，真乃天下都会，其形胜之美，甲冠天下，山环海抱，固若金汤。”这番言论，见于其著作《人之须知》。

宋代大儒朱熹亦对北京的风水赞不绝口，他道：“冀都地处天地之中，真乃一大风水宝地。山脉自云中发端，云中正脊高耸，自脊以西之水向西流入龙门西河，自脊以东之水则向东流入大海。前有黄河如玉带环绕，右畔华山如猛虎屹立。自华山而来，至中原之地化为嵩山，是为前案，再过去便是泰山，耸立于左，是为青龙。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诸山及五岭又为第三、四重案，诚如我所言也。”此言亦载于《人之须知》。

《金史·梁襄传》中对北京的形势亦有精彩分析：“燕都地处雄关要隘，北倚山险，南压中原，犹如坐堂隍之上，俯视庭宇之间。”蒙古贵族巴图鲁亦曾力劝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他言道：“幽燕之地，龙幡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天子居此，可受四方朝觐。大王若欲经营天下，定都非燕不可。”此言见于《元史·木体黎传附巴图鲁传》。郝经亦曾劝忽必烈定都燕京，他道：“燕京东控辽东，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南面而治，可莅天下。”终于，在公元1264年，忽必烈迁都燕京。

明代时，朱棣迁都北京，群臣亦对北京的形势进行了一番深入的论证。有人道：“北京河山巩固，水土甘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真乃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又有人言：“北京北枕居庸之险，西峙太行之固，东连山海之雄，南俯中原之广，沃野千里，山川形胜，诚为帝王万世之都。”此言见于《太宗实录》。而《读史方舆纪要》亦道：“北京视中原之地，居高而负险，有建瓴之势。”

若从北京城附近细观风水，则有情人吴长元之论：“北京之青龙水，乃白河也，源自密云，南流至通州城。白虎水则为玉河，出自玉泉山，经大内，出都城，注入通惠河，与白河交汇。朱雀水为卢沟河，源自大同桑干，入宛平之境。玄武水则为湿余，高梁、黄花、镇川、榆河等水，皆汇聚于京师之北，而后东与白河相合。”此言一出，更添北京风水之神秘与奇妙。

上述文字细细描绘了北京这座古城的地理风貌，它坐落于华北平原北端，一个平原与山地交织的咽喉之地，傲立于东眺沧海、西倚太行的山麓丘陵之巅，与永定河、潮白河遥相呼应，周遭更有玉泉、高梁、湿余等涓涓细流环绕。其北，太行山与军都山携手勾勒出一抹半圆形的山湾，如臂膀般环抱；其南，大河滔滔，古时更有湖泊沼泽点缀其间，仿佛天地间的一幅绝美画卷。如此地势，若以风水之说论之，无疑是“藏风聚气”的绝佳之地。

再看那巍巍太行，山势蜿蜒，如巨龙自南向北奔腾而来，气势磅礴；城北之处，燕山山脉罗列有致，簇拥着京师，如同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片古老的土地。两脉相交，汇聚成风水学中的“龙脉”，山峦间绿树成荫，山色苍茫，云雾缭绕，宛若仙境。

在这片青山绿水之间，源自黄土高原的桑干河与来自蒙古高原的洋河在此交汇，共同孕育了汹涌澎湃的水定河。水定河穿梭于深山密林之间，带着无尽的活力与激情，直至京西三家店处，猛然冲出山谷，在北京小平原的西部悠然铺展，宛如一条绿色的丝带，点缀着这片土地。它滋养了北京小平原，使得这里河流如蛛网般密布，湖泊星罗棋布，宛如一幅精美的水墨画。

山川相依，河流如带，北京城便在这自然的怀抱中温润而生，丰饶而美。这里的土地肥沃，人民勤劳善良，宛如天府之国。这一切，都恰好契合了风水学中“藏风聚气”的生态理念，成就了北京这座古城的最佳风水格局，让它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二）北京城内的风水奇观

踏出北京东火车站的那一刻，沿着东长安街向西漫步，不久，那座庄严而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便赫然映入眼帘。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它雕梁画栋，檐牙高啄，巍峨挺立，气势恢宏，尽显皇家风范。

若你登上景山之巅的“万寿亭”，极目远眺，便会发现一条贯穿城市正中的中轴心线，线上矗立着一系列巍峨的古建筑。正南方，前门、天安门、午门、故宫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等依次排开，宛如一串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城市的胸膛上；正北方，鼓楼与钟楼遥相呼应，守护着这座古老的城市。它们沿着正南北方向，一线贯通，宛如天成的中轴线，将北京城分割得井井有条。

漫步在布局规整如棋盘的街道上，不时可见红墙黄瓦或红墙蓝瓦的旧时府邸点缀其间，它们与周围的现代建筑交相辉映，共同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历史与变迁。而当你走出郊外，偶尔还能发现地下残留的各式沟纹、绳纹或古代砖瓦，它们如同历史的碎片，静静地诉说着这座城市的过往。

整座北京城，无疑是中国古代建筑、精神意识和艺术巧妙结合的一个风水文化实体。它凝聚着祖先们千百年来在生活、奋斗中积累形成的知识、信仰、道德、习俗、法律、观念等文化精髓，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特别是明清两朝，当权者更是按照风水师的指点，对北京城进行了整体的风水调整，使其更加雄伟壮丽，成为举世瞩目的风水奇观。

公元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大将徐达、常遇春北伐，并于1368年9月成功占领了大都城。明初，将都城改名为北平。而到了公元1404年，北京城的改建工程正式拉开帷幕，23万工匠和上百万民夫、士兵投身其中，共同铸就了这座雄伟的城市。巨大的木料来自四川、湖广、江西等地，城砖则来自山东临清，而桐油泡制的“金砖”则来自苏州。值得一提的是，明北京城全部由砖砌而成，这在中国建筑史上尚属首次。

宫城，又称紫禁城，它沿用元代大内旧址并稍南移，周围加筑了砖砌的护城河，即今日的筒子河。南面正门为“午门”，即元代皇城灵星门旧址。万岁山，在明代又称煤山或镇山（清代改称景山），它原是元代的延春阁旧址，明代时堆土筑成。此山五峰耸峙，中峰位于全城中轴线上，又恰好处于南北两城墙的正中位置，形成了全城的制高点。它使得北京城整体布局堂堂正正、庄严而匀称大方。而皇帝居住的主体大殿也依托在这座巍峨的山体之中，包括外朝三大殿——皇极殿（清代改称太和殿）、中极殿（清代改称中和殿）和建极殿（清代改称保和殿），以及内庭后三殿——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这些大殿均位于全城的中轴线上，占据了最为重要的位置，共同构成了北京城最为璀璨夺目的风水奇观。

国都的择地，历来是帝王们极为重视的一环，他们往往会挑选当时风水最为上乘之地作为都城。在这风水宝地上，宫阙的主殿更是精心选址，落于城市内的风水穴位之上，此处被视作“生气”汇聚之所，汇聚着天地间的灵气与福祉。

以北京的紫禁城为例，它无疑是宇宙象征主义的典范之作。紫禁城坐落于城市东西、南北两条交叉轴线的核心地带，仿佛是整个城市的灵魂所在。官城以“紫微”之色装饰，犹如夜空中璀璨的北极星，象征着世界之巅的光辉与荣耀。在这座宏伟的城市中，皇城居于中心，而皇城的心脏，则是那庄严的宫城。宫城之内，太和殿巍然矗立，其中心更是摆放着象征宇宙中心的须弥山，其上设有须弥座，九层台阶层层叠叠，宛如通往九重天的天梯，让人不禁心生敬畏。

这人间与天上的交汇之处，被誉为“太极”，是阴阳和谐、藏风得水、孕育万物的神圣之地。为了赋予这片土地以无上的神圣与辉煌，古代的建筑设计师们倾尽心血，运用各种巧妙的手法，将其打造成为宇宙中心的象征。

古北京城，作为《周易》象数与古都形制的杰出典范，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部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揭示了自然世界及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基本规律，形成了一部重要的哲学典籍。作为一种文化思想体系，《周易》对中国古都的选址、布局和形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要深入了解中国城市文化，就必须揭示《周易》象数与古都形制之间的奥秘关系。

事实上，古都宫殿的设置与命名，阶、台、亭、门、楼、堂的布局，甚至宫门上铜钉的数目，都与《周易》象数息息相关。每一座建筑，都仿佛是一本打开的书，诉说着《周易》的智慧与哲学。

古都的中心，那布政决策的殿堂，往往被称为“太极殿”。为何会有此名呢？《周易·系辞》中曾言：“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里的“两仪”，指的便是“阴、阳”与“天、地”。天地相交，阴阳相配，万物得以生化。因此，太极被视为天地未分之整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用它来命名主殿，寓意着天子拥有无限的权力，仿佛能够主宰天地万物。

而今的北京故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巍然屹立。这“和”字，不仅寓意着和谐与统一，更蕴含着《周易》中阴阳调和、万物共生的哲学思想。每一座宫殿，都仿佛是一个小小的宇宙，讲述着天地间的奥秘与智慧。

阴与阳的和合，如同天地交融，滋养着世间万物，这便是“和”的真谛。《周易·乾·象》有云：“保和大和，乃贞利。”意指当阴阳处于和谐平衡的状态时，大地之上的万物便能顺应自然，欣欣向荣，吉祥如意。达到至极的中和之境，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以繁衍生息。和谐，是万事吉祥的基石。

乾清宫、坤宁宫、交泰殿，这三座宫殿的命名，皆源自《周易》的深邃智慧。“乾，天也”，象征着浩瀚无垠的天空；“坤，地也”，则代表着广袤厚重的大地。乾清与坤宁，寓意着天地之间清宁祥和，江山稳固，国家安宁，人民安乐。《周易·泰·象》所言“天地交泰”，正是描绘了阴阳交合、万物滋荣、子孙昌盛的美好图景。

在故都的宫殿建筑中，数字“九”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周礼·考工记》记载：“国中九经纬，经涂九轨”，“内有几室，九殡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故宫的房间数目，竟达到了惊人的九千九百九十九间。九龙壁的图案，由二百七十个雕塑块组成，恰好是九的倍数。北京天坛的三层坛面、台阶、栏板等，所用石板、石块的数目，也皆是九或九的倍数。甚至午门、神武门等宫门（东华门除外），都装饰着上、下各九排，共计八十一个门钉。这些设计，无不蕴含着《周易》的哲理。

《周易》有言：“阳卦奇，阴卦偶。”因此，一、三、五、七、九这些奇数，被称为“天数”；而二、四、六、八、十这些偶数，则被称为“地数”。九，作为最大的阳数，被视为“极阳数”，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天空。古人认为，“圣人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用九来象征天子，寓意着天子必须顺应天道，以德行治理天下。

太和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不含侧廊），天安门、端门、午门的城楼，以及保和殿、乾清宫等，皆是面阔九间而进深五间，这样的设计，蕴含着九、五之数，象征着天子的“九五之尊”。这一说法，同样源自《周易》。自此以后，“九五之尊”便成为了天子的代名词。由此可见，故都的设计者在几何图案上的构思之精巧，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哲理支撑，其象征意义，皆出自《周易》这部古老的智慧之书。

在中国古都的城门设计中，其蕴含的文化象征意义往往与《周易》这部古老智慧紧密相连。元大都的城门为何恰好设有十一个？这一谜团，几百年来一直萦绕在国内外学者的心头。有美国华人学者曾提出，这是由刘秉忠太保设计的哪吒神形象所启发，哪吒三头六臂，两足矫健。然而，实则设计者乃是取象于《周易》的深邃哲理。“天地之数，阳奇阴偶”，天数一、三、五、七、九与地数二、四、六、八、十相合，取天地之中和，即将天数的中位数“五”与地数的中位数“六”相加，恰好为“十一”。这一数字，寓意着天地和合，自然万物之变化之道尽蕴其中。

中轴线，自永定门起始，如一条巨龙般正南北方向穿越紫禁城的中央各殿，直至清初重建的鼓楼与钟楼，全长足足有8公里之遥。沿着这条神圣的中轴线，修筑了进出紫禁城的南北御道。昔日，自永定门御道北上，朝见天子，沿途景致变幻，令人叹为观止。先是两旁天坛与先农坛的空阔神奇之景映入眼帘，行约4公里至前门，随即步入正阳门，转瞬即至大明门（清代改为“大清门”，民国时又改为“中华门”，现今为毛主席纪念堂所在地）。再往前，便踏入了“T”字型的宫廷广场，名曰“天街”。

天街南部，狭窄的“千步长廊”如一条玉带般蜿蜒，形成了一条狭长的通道。而北部则豁然开朗，太庙与社稷坛（现今的中山公园与劳动人民文化宫）这两组巍峨的建筑群，对称地矗立于“T”字形广场的东西两侧。迎面而来，雄伟壮观的“承天门”（清代改为“天安门”）城楼耸入云霄，楼前汉白玉石桥精美绝伦，桥下河水清澈碧绿，两旁华表晶莹剔透，直插天际。此刻，蓝天白云与金碧辉煌交相辉映，仿佛步入了天上的宫殿，令人心旷神怡，这是第一个高潮。

步入承天门后，迎面便是端门，两者相距甚近。两旁是一个近似方形的院落，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而庄严。过了端门，又是一个狭长而深远的空间展现在眼前。左右两旁，众多的朝房排列有序，一直延伸至第二个高潮——午门。午门宏伟壮观，令人叹为观止！从午门至太和门之间，宽广的正方形庭院两侧，崇楼高阁对峙而立，气势磅礴。

太和殿，这座巍峨的宫殿，长64米，进深37米，高达27米。它造型雄伟，气势凝重，布局森严，宛如一位威严的君主，矗立于天地之间。四周，一排排汉白玉栏杆亭亭玉立，栏杆上雕刻着精致的白云、龙、凤浮雕，将大殿装点得雍容华贵，富丽堂皇。这不仅是建筑的奇迹，更是文化的瑰宝，让人在赞叹之余，更深刻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在明代，北京城的城市规划设计与布局，宛如一幅精妙绝伦的画卷，其灵感深深植根于《周易》的阴阳八卦思想之中。首当其冲的，便是那外城与内城的格局分布，恰似天地间的一场对话。外城坐落于南，乾之所在，象征着天，代表着阳，其形态扁圆而略宽，犹如苍穹覆盖；内城则稳居北，坤之所在，寓意着地，代表着阴，其形状方正而略窄，宛若大地沉稳。外城，作为内城的坚实屏障，二者相得益彰，恰是天圆地方、乾坤照应、阴阳合德的生动写照。

更有趣的是，外城的东南角仿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曲折突起，宛如兑卦之形，兑为泽，寓意着水的润泽；而内城的西北角则宛如匠人精心雕琢，凹陷有致，恰似艮卦之象，艮为山，象征着山的稳重。这二者的巧妙结合，正是“天地安位，山泽通气”的绝佳诠释。

再将目光转向城门的配置，外城七门，永定、左安、右安、广渠、广安、东便、西便，七门并列，少阳之数，寓意着生生不息；内城九门，正阳、崇文、宣武、安定、德胜、朝阳、东直，九门巍峨，老阳之数，彰显着至高无上。为何内城用九，外城用七？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城门，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经之地，其数量与排列，无不透露出天子的尊贵与威严。天子居“九五”之尊位，故内城用九，外城从之，用七，内外有序，尊卑有别。

内城的城门配置更是匠心独运。南门三门并列，奇数属阳，寓意着南方的温暖与光明；北门二门对峙，偶数属阴，象征着北方的寒冷与沉稳。而那正阳门，更是内城之门中的佼佼者，其门高九尺九寸，恰是老阳之数的完美体现，彰显着皇家的威严与尊贵。

而北京城的主轴线，更是以《洛书》中戴九履一的观念为基础，精心设计的杰作。这条南起永定门，北至鼓楼的南北垂直线，宛如一条巨龙，纵贯北京城的中心，将整座城市一分为二，东西两侧，阴阳分明。

中国古代的都市规划建设，向来以整体平面布局、建筑群巧妙联接、组合而著称。其中，明朗、对称，便是连接组合的重要原则之一。这一原则的背后，正是风水地理的阴、阳协调与对称平衡思想的深刻体现。

《周礼·考工记》中所提出的“九经、九纬”，便是以中心轴为对称轴，精心规划的城市布局。而“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布局，更是阴阳对称观念的生动反映。

对称，不仅仅是一种美学上的追求，更是一种哲学上的智慧。它意味着调合，意味着平衡。在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中，我们不难找到对称的踪迹。南有天坛，祭天祈福；北有地坛，祭地求安；东有月坛，祭月祈祥；西有日坛，祭日求吉。而太庙与社稷坛，更是阴阳对称的绝佳例证。太庙为阴，祭祖尊宗；社稷坛为阳，祭土祈丰。二者遥相呼应，共同守护着这座古老而神秘的城市。而那对称的中心点，便是风水穴，是天地灵气汇聚之所，是城市繁荣昌盛的源泉。

在风水学的深邃观念中，阴阳两极宛如一对永恒的舞者，在相互对立中演绎着相依相存的精妙舞蹈。它们不仅是事物不可分割的两面，更是城市平面布局中对称与明朗的源泉，以无形之手，勾勒出一幅幅和谐共生的画卷。

穿越时空的隧道，来到明清时期的北京，天坛——这座承载着祭天重任的圣地，以其独特的建筑语言，诉说着阴阳调和的古老智慧。其中，圜丘坛，作为真正祭天的场所，更是将这一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

圜丘坛，一座高三层的圆形石坛，宛如大地之子，傲然挺立于天地之间。其高度虽仅5.33米，却以三层之姿，演绎着天地人三才的奥秘。每层四面出阶各九级，如同九条天梯，引领着人们一步步走向神圣的天际。坛面直径由上层的30米，逐层扩展至中层的50米、下层的70米，每一层都如同一个放大的宇宙，诉说着天地的辽阔与深邃。

石栏板环绕坛面，共计360块，宛如一年中的360天，记录着岁月的流转。而坛面、台阶、栏板等所用石板、石块数目，皆是九和九的倍数，这并非巧合，而是设计者匠心独运的体现。《周易》有云：“阳卦奇、阴卦偶”，奇数，天数也，象征阳；偶数，地数也，象征阴。九，作为最大的天数，极阳之数，被用来表示天体的无限高大，寓意着祭天活动的至高无上。

坛面之上，艾叶青石铺就，上层坛面直径23.6米，中央镶嵌着一块圆石，名曰“中心石”，亦称“天心石”或“太极石”，宛如宇宙之心，静静地跳动着生命的节奏。从中心石向外，每圈依次递增九块，至第九圈，恰为八十一块，寓意着八卦的演变与天地万物的生成。中层从第十八圈铺至第二十七圈，下层则从第二十七圈铺至第八十一圈，每一层都如同一个巨大的生命之轮，在不断地旋转与演化。

汉白玉石雕护栏，如同守护神一般，静静地伫立在每一层坛面四周。望栏、栏板的数目，亦各取天数，与整体布局相得益彰，共同演绎着阴阳调和的古老智慧。

如此精妙的设计，不仅体现了设计者在几何图案上的高超构思，更深刻地揭示了《易经》中的象征意义。天坛，这座古老的建筑，以其独特的语言，诉说着阴阳两极的和谐共生，以及人与天地之间的微妙联系。

丹陛桥的北端，矗立着一座雄伟的建筑——祈年殿，它傲立于祈谷坛的中心，宛如天坛建筑群中的璀璨明珠。祈谷坛形似环丘坛，同为三层圆形石台，层层递进，上层直径68.2米，中层79.6米，下层则达到89.6米之广，三层总高达5.56米。每一层坛面，都被汉白玉石雕的护栏紧紧环绕，那护栏宛如一道道生命的防线，守护着须弥座式的坛座。坛座之上，高耸入云的祈年殿拔地而起，它不仅是天坛的标志性建筑，更是天人相通的象征。

祈年殿的柱子，更是匠心独运。中间最大的四根龙井柱，象征着四季的轮回；中层的十二根金柱，则代表着十二个月的更迭；外层的十二根柱子，则巧妙地对应着子、丑、寅、卯等十二个时辰。而那三十六个大窗，宛如三十六旬的缩影；七十二个小窗，则如同七十二候的写照。整个大殿呈圆形，顶部覆盖着蓝色的琉璃瓦，代表着浩瀚的天空；而脚下的方形坛座，则象征着坚实的大地。第三重殿檐上，二十八根巨大的楠木柱巍然屹立，它们代表着二十八宿，与天际的星辰遥相呼应。

祈年殿，这座集天地之精华的建筑，静静地沉浸在柏树密林之间，仿佛每一片树叶、每一缕清风都在诉说着上天的感应。由此观之，“法天象地”这一理念，早已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城市文化之中。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五坛的配置与设计时，这一特色便更加鲜明。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和社稷坛，它们各司其职，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祭祀文化的核心。天坛，位于北京城的南端，外城之内，其圆形的建筑形状与南为大、为乾、为阳的思想不谋而合；而地坛，则位于北方，内城之外，其方形的建筑形状与北为地、为坤、为阴的思想相得益彰。日坛在东，月坛在西，它们均位于城外，与日升月落的天文现象相呼应；而社稷坛，则位于内城中央，象征着国家的根基与命脉。这五坛的配置与设计，无不以《周易》的乾坤、阴阳观念为基础，体现了古人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崇拜。

展开近代测绘的“北京城区地图”，我们不难发现，原都城被四面城墙紧紧围起，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品”字形轮廓。在这份地图上，上为南，下为北，与近代通绘地形图的方位标志截然相反，这正是《易》及八卦图所示方位的体现。

故而，原规划设计的都城，宛若一个倒置的品字形，巧妙地寓含天地之理。外城凌于上，象征着南方，乾之所在，天高日阳；内城伏于下，代表着北方，坤之领域，地厚月阴。此布局与九宫八卦之说相契合，乾天在上，坤地在下，乾天包容坤地，天地交融。

纵观都城总平面，城墙并非僵硬的直线，而是蕴含着灵动之美。外城南墙微微向内呈弧形弯曲，恰似天际之圆，与《易》中南为天、天圆之说相呼应。城东近南之处，交角微微凸出，恰如八卦图中先天卦象的东南之位，东便门与西北面的西便门遥相呼应，七为奇数，属阳，寓意着天地间的奇阳之气。

内城本应处于坤地之位，属阴，然而都城乃人居之所，阳气汇聚，因此在规划布局上，匠人们巧妙地化阴为阳，设置了九个城门，以应《易》中九乃老阳之数。南三门中，正阳门傲立中央，俗称前门，其高度定为九丈九尺，九九归一，尽显老阳之尊。崇文门居左，宣武门居右，寓意文武之道，东西有别。东门朝阳、东直，西门阜成、西直，北门安定、德胜，各司其职，内城南三门为奇，阳之所在；北二门为偶，阴之象征，八卦之理，尽显其中。

都城之中，自永定门起，经正阳门，穿皇宫，达鼓钟二楼，一条十五里的中轴线笔直贯通，恰合九宫之制。九宫矩阵中，南位九宫，中央五官，北位一宫，三数相加，恰为十五。帝王之宫禁，雄踞中央，犹如天地之心，统驭四方，权威无上，九五之尊，不言而喻。

除皇城、紫禁城之外，五坛之地，亦显尊贵。天坛于南，圆形之姿，建于外城之内，象征天圆；地坛于北，方形之体，建于内城之外，寓意地方。日坛居东，月坛处西，皆圆形，建于内城之外，与日升月落相应。社稷坛位于内城之中，居中而设，亦遵九宫八卦之理。

明代北京之布局，虽由人作，却宛若天成。其寓意深远，规划精妙，指导思想高远，艺术效果与功能效果兼具，实为500多年前世界上罕见的完美都城建筑，甚至可称之为绝无仅有。

三、风水学说在都城选址与布局中的精妙运用 在历史的长河中，洛阳、奄成、咸阳、长安、金陵、北京这些辉煌的都城，无一不是历代皇帝在风水理论与地理知识的精心指导下所选定。这些都城不仅承载着王朝的兴衰更替，更蕴含着风水学说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深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