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七章 笔墨蘸宠辱，春秋何人书中360（2 / 2）
返回卫府后，周瑜将礼册呈给赵旻，便吩咐兵卒与卫府吏员交割。
吴老夫人、孙策母子，给赵旻备下之礼，比给刘协的要丰厚许多，当然…不可能送舞女。
赵旻遣人将正忙于筹备大典收尾的董昭、鲁肃唤来，与步骘一起，将太史慈、周瑜请进自己书房秘议。
周瑜收起戏谑之色，一脸肃然道。
“从文，而今你远征匈奴进展如何？”
赵旻摇头：“公瑾兄，弟实不知也。”
平阳距许都有千里之遥，赵云遣回的信使不可能这么快返回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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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汉末乱世，不是一千五百年后、驿站遍布的明清。
周瑜对此毫不意外，其人宽慰道：“从文勿忧，此番我皇汉必可大胜。”
众人客套一番后，周瑜继续道。
“从文，某与子义兄，正旦后便须赶赴庐江郡，依你之见，秋收后八月可否出兵？”m
孙策早已对得江夏郡迫不及待。
赵旻颔首：“公瑾兄尽管放心，届时旻必可出兵！”
周瑜作揖后，笑道：“如此，你我便商议一番计策如何？”
【作者题外话】：赵旻那台词，改编自古龙大师的楚留香传奇开篇。
原文如下：
闻君有白玉美人，妙手雕成，极具妍态，不胜心向往之。今夜子正，当踏月来取，君素雅达，必不致令我徒劳往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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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香帅是雅贼。
所以，赵旻临时起意，做了一次采花大盗…
在伏寿之后，步练师也怀上了赵旻骨肉…
刘协自作自受！
步骘初见周瑜，是在江都长江渡口，彼时周瑜、周泰匆匆自豫章郡西南角返回保护孙策。
周瑜和孙策是连襟儿，所以赵旻喊周瑜一声哥毫无问题。
当然，他俩不存在夏洛和张扬那种奇葩、狗血的关系。
关于八佾舞女…
云某记得当初便说过，当今诸侯能送出此礼者，绝不止大耳朵刘帮主一人。
汉末交通状况及情报传递，绝对赶不上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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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周瑜是要与赵旻商议杀黄祖为孙坚报仇之事。
接着上一章，继续为您说。
董卓在洛阳，攻杀社民（参与祭祀的民众），是最受史家诟病的暴行。
实际此处另有蹊跷。
按《后汉书董卓传》记载，卓军至阳城，见民会于社下，遂杀之，掠夺妇女财物，悬首车轴，谎称“大破贼人”。
（董）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后汉书董卓传》
（卓军）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魏书董卓传》
历来史家与读者，均把董卓“攻屠社民”看作令人发指的丑行。
实情并非如此。
考察时间线索与事件位置，董卓的军队，确实存在“攻贼大获”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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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时间。
“社”是祭祀土地神；
“稷”是祭祀五谷神。
后世将“社稷”合称，引申为家国政权。
社每年两次，春社与秋社。
览查《魏书六董卓传》可知，彼时是春社，即“二月社”。
（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魏书董卓传》
考虑到董卓上洛时间在中平六年（西历189年）八月，而初平二年（191）四月已经离开洛阳；
可知董卓军队攻杀社民，当在初平元年（190）或二年（191）的二月。
问题恰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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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初平元年（190）正月，袁绍等军阀已经在关东兴兵，而初平二年（191）二月，关东军势力更加猖獗。
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袁）绍为盟主。--《魏书武帝纪》
一言蔽之，“二月社事件”的发生时间，是在关东兵起之后。
再看地点。
二月社的地点发生在阳城（豫州），恰好在洛阳以东。
既然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已经兴兵讨伐洛阳；
那二月时节，百姓早该阖门自守，甚至举族搬迁；
如此一来，又岂有“齐聚社下”之道理？
兵荒马乱之际，不求自保反而聚众祭祀，逻辑何在？
须知，阳城东侧不远的颍川，即遭到董卓部将李傕的洗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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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遣李傕等出关东，所过虏略，至颍川、陈留而还。--《魏书荀彧传》
洛阳是“兵冲形胜之地”，而阳城恰在其东侧不远。
正月关东兵起，二月便有社民齐聚阳城；
考虑到豫州刺史孔伷（阳城属豫州）亦在“讨董联军”之列，所谓的“祭祀土神”（二月社），只怕难以置信。
因此董卓派军镇压，并号称“攻贼大获”，恐非虚言，而是确实如此。
只不过董卓老贼名声太坏，其人做过的暴行，也远不止这一两件。
因此把他塑造为毫无人性、杀人取乐的恶魔，也合情合理。
而且随着凉州集团的彻底覆灭，魏晋的官方史家（王沈、陈寿为代表）更没必要替董卓说好话。
官修史本身就是政治的产物，秉承当朝的意志，传播当朝的意识形态。
像董卓这种臭名昭彰的人物，即使被塑造成恶贯满盈的魔鬼，恐怕也不会有人探查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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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所谓“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归焉”说的便是这个道理。
昔日子贡尝言：纣王之恶，远不如传说般严重。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
其实看董卓之恶，也远不似书文所载般暴虐。
但无论是陈寿、王沈、王粲还是范晔，这群士人对“伤害了士族感情”的董卓，是绝不可能有半句好话的。
虽然董卓确实做过不少伤天害理的恶事，但行为初衷，远不如史料记载般恐怖。
其人无论是废少立献、盗掘帝陵，还是攻杀社民，实际都有逻辑可循。
废少立献是因为灵帝生前的改易储君计划、与何后**又逼杀董后所致；
另有“董侯”刘协的亲善心理作祟。
至于盗掘文陵，最初是借合葬何太后的契机而暗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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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重要的暴行，即所谓“攻杀社民”，则大概率是镇压乱党。
从时间与地点来看，正月关东兵起，而二月齐聚阳城，实在太过怪异。
此事恐怕并非社民聚集，而是关东义军集结。
因此董卓遣军队镇压，并非杀人取乐的变态行为。
至于所谓的“奸乱宫人公主”，恐怕亦有夸大。
至于奸乱宫人公主。其（董卓）凶逆如此。--《魏书董卓传》
董卓“少游羌胡、浸染夷风”是人所共知的事；
但灵帝卒年不过三十三岁，早年又屡丧皇子，留下的公主仅一人可考（万年公主），且记载散佚。
因此，董卓的乱行，恐怕主要集中在“奸乱宫人”（妃嫔、宫女）上。
但是若加上“奸乱公主”的罪行，无疑可以把董卓衬托得更加丑恶，于是史家也便不吝笔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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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固然是枭雄恶霸，罪孽深重，事无可讳，合该遗臭万年。
但览查诸书，推导串联其原本面貌，可知，董卓之恶，亦不似史书记载般恐怖。
其人实际就是一个不守礼法的边地军阀，在东都洛阳妄图专擅权柄，最终与士族反目，天下大乱的故事。
但在史家的理论构建下，如果说谁要为汉末晋初的百年丧乱（184-280）负起责任，那董卓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归焉。
此岂独商纣而已邪？
这便应了本章章节名，笔墨蘸宠辱，春秋何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