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成都片刻破，益州刀兵歇2436（2 / 2）

而暗耻三国志，给阎圃的智力、政治两维都在八十上下，在三国志游戏世界，这是二流谋士中的顶尖水平。

在暗耻三国志中，双九十的谋士屈指可数，双八十五的谋士，纵观全游戏世界，也不过三四十人。

暗耻三国志虽被众人鄙视，但其统计数据的科学严谨，确实可圈可点…虽然暗耻黑于禁黑得狠了点儿。

综上，阎圃的能力可想而知。

曹彰曹植这俩尚未束发的孩子，在这个阶段就是打酱油的。

他俩戏份不会太多，所以云某没必要每次都提。

成都的天气…

蜀犬吠日了解一下。

苟哥确实有意在成都开课授业，因为此事一举多得。

接着上一章，继续为您说。

上一章说到，自入川前后开始，刘备对诸葛亮的态度发生了显着变化，双方已经隐隐疏离。

虽然君臣二人在表面上维持了相互尊敬的态度，实际背后却暗潮汹涌、忌惮提防。

我们从刘帮主对留镇荆州的人员安排，以及其背后逻辑着手进行分析。

刘备入川之后，荆州的留守人选是极具分析价值的案例。

从能力角度看，“治国有分，御军有法”的诸葛亮明显比“骄于士大夫”的关羽更加适合留守工作…

然而，最终却是关羽留守，而诸葛入川。

诸葛亮诚一时之异人也。治国有分，御军有法，积功兴业，事得其机。--《傅子》

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蜀书张飞传》

诸葛亮未能留镇荆州明显是遗憾且令人费解的事情。

想要认识这一问题的深层逻辑，必须着眼于荆州彼时的实际情况。

荆州彼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

就是它的归属权始终在孙、刘双方摇摆。

尤其是刘备控制的南郡（郡治为襄阳），是从孙权手中借来的。

而南郡控制着北进中原与西入川蜀的水陆要道，战略价值奇高。

因此孙权不可能甘心放弃这块肥肉。

（刘）备诣京见（孙）权，求都督荆州，惟（鲁）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吴书鲁肃传》

从记载看，孙权曾多次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讨还荆州，结果均遭到刘备的无情拒绝。

孙权也曾尝试诉诸武力夺回荆州，因此双方在建安二十年（215）、二十四年（219）、章武元年（221）先后三次兵戎相见。

不难看出，刘备打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归还荆州。

换言之，留守荆州的将领必须是刘备集团中的强硬派。

所以，以“骁锐”着称且轻视孙权的关羽，是最符合刘备需要的人选。

关羽骁锐，乘利而进，必将为患。--《魏书温恢传》

（关羽）乃骂曰：“狢子（指孙权）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权闻之，知其轻己。--《典略》

相较而言，诸葛亮对待孙吴方面的态度则比关羽要温和得多。

“北拒东和”一贯是诸葛亮的既定方针，此一节无需赘言；

如果将时间线拉长，会发现在后主刘禅时代，诸葛亮还一力主导了“赞述东西”的外交事务。

诸葛亮与兄瑾书曰：“孝起（指陈震）忠纯之性，老而益笃，及其赞述东西，欢乐和合，有可贵者。”--《蜀书陈震传》

所谓的“赞述东西”，即后主建兴七年（229）孙权称帝，蜀汉群臣激愤，提议吴蜀断交。

然而，诸葛亮却表示为了同盟大业，不妨暂时承认孙权的帝号。

他甚至还派遣陈震赴东吴向孙权贺喜。

亮曰：“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掎角之援也……权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卫尉陈震庆权正号。--《汉晋春秋》

照此推断，诸葛亮在处理孙、刘两家关系问题上，应该是长期维持既定立场：

即为了维护同盟关系，可以适当隐忍甚至牺牲一些利益。

所以，这对刘备而言，自然是万万不能容忍的。

与此同时，诸葛亮的胞兄诸葛瑾还出仕江东，身登高位，且多次试图招募胞弟入吴。

无论刘备如何信赖，诸葛亮在对吴关系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亲缘方面的隐患。

孤（孙权）尝语子瑜（诸葛瑾）曰：“卿与孔明同产，且弟随兄，于义为顺，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从卿者，孤当以书解玄德，意自随人耳。”--《江表传》

诸葛亮未必意识不到这一问题。

举例而言，建安二十年（215）孙权派遣诸葛瑾入蜀，结果诸葛亮刻意回避与胞兄过多接触，甚至拒绝私下往来。

其目的无非是向刘备示忠。

建安二十年，（孙）权遣（诸葛）瑾使蜀通好刘备，与其弟（诸葛）亮俱公会相见，退无私面。--《吴书诸葛瑾传》

考虑到建安二十年（215）孙权派遣吕蒙“西取长沙、零、桂三郡”的历史背景，不难看出彼时的诸葛亮已经处于嫌疑之地。

所以，诸葛亮不得不通过极端手段（拒绝同诸葛瑾私下见面）来自证清白。

是时（建安二十年）刘备令关羽镇守，专有荆土，权命（吕）蒙西取长沙、零、桂三郡。--《吴书吕蒙传》

鉴于诸葛亮对待荆州归属问题、以及孙刘关系问题上的态度与刘备严重相左，有理由怀疑：

他在刘备入川之前（211）便已受到猜忌，这也与历史的时间线索相吻合。

综上，这一阶段的诸葛亮，在刘帮主阵营，便显得极为尴尬。

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曾评价刘备“信武侯而终无能用也”。

此即讽刺刘备对诸葛亮的猜忌心理。

应该说，这一观点存在明确的史料支撑。

从《蜀书》的相关记载来看，诸葛亮入川之后长期处于一个矛盾局面中：

即其虽待遇优渥，职位尊崇，但难以参与核心决策，甚至是被刻意排除在决策圈层之外。

以史料而论，自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入川至其称帝（221）为止的十年时间，诸葛亮的相关记载寥寥无几。

除了参与制定《蜀科》之外（见《伊籍传》），其人最常被提及的事务便是“镇守成都，足食足兵”。

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蜀书诸葛亮传》

镇守后方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但结合“益州险塞”的地缘环境以及成都的地理位置来看，彼时的成都并不处在四战之地，防守的压力相对较小。

刘备将诸葛亮留在后方，难免有大材小用的嫌疑。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诸葛亮镇守成都，便意味着刘备在前线远征。

而刘备远征之际，身边的心腹爱将皆是法正、黄忠等新贵，诸葛亮竟无法涉足其中。

按史料描述推断，诸葛亮对这种尴尬境遇明显存在不满情绪。

比如建安二十四年（219）的汉中之战，在前线物资吃紧的时候，诸葛亮竟在后方与杨洪商议此次战争的必要性。

彼时，杨洪激动地表示“无汉中则无蜀”、“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

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杨）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蜀书杨洪传》

从杨洪“发兵何疑”的答复中，不难看出诸葛亮对发兵汉中持抵触态度。

即其人对刘备的决策存在抵触态度。

如果说诸葛亮认识不到汉中的战略地位，明显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诸葛亮对自己长期退居二线的境遇有所不满。

尤其是考虑到此次战役中法正大放异彩，一时间风头无二，这无疑更会令诸葛亮感到不平。

陈寿认为法正与诸葛亮“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可见二人存在竞争关系。

法正得志，愈加反衬出诸葛亮的失意。

不过诸葛亮也并非全无动作，比如他趁着法正远征汉中之际，表举杨洪担任蜀郡太守，顶替了法正的职务。

诸葛亮与（法）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蜀书法正传》

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北行，（诸葛）亮于是表（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蜀书杨洪传》

实际在刘备入川至称帝的十年时间中（211-221），诸葛亮长期处在“地位尊崇，束之高阁”的尴尬境地，尤其难以染指兵权。

而在军事事务之外，刘备对诸葛亮的态度虽是“敬信”，但也并非言听计从。

先主既敬信（诸葛）亮，加察（彭）羕行事，意以稍疏，左迁羕为江阳太守。--《蜀书彭羕传》

举例而论，诸葛亮攻讦政敌彭羕的建议，便被刘备顺利采纳（见《彭羕传》）；

但同样作为诸葛亮政敌的法正，由于得到刘备的“爱信”，便毫发无损。

诸葛亮甚至悻悻地表示“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

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法孝直为之（指刘备）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蜀书法正传》

学者宋杰认为诸葛亮如此行事，一方面属于审时度势、看人下菜碟；

另一方面也佐证了其地位的下降。

君臣关系已不再像之前那样如鱼得水，因此无法畅所欲言。

观孔明此言，不以汉主伐吴为可，然而不谏者……也表明他们的君臣关系虽然依旧融洽，但已不是像起初那样如鱼得水。--《从军府到霸府——蜀汉前期最高军政机构的演变》

造成这一情况的元凶，固然是刘备被诸葛亮的猜忌，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

刘备极为宠信法正，而法正的能力也不逊于诸葛亮。

换言之，刘备更信任因流寓在外、不得不依附自己，故而忠诚度、专一度更高的法正！

何况法正也对得起刘帮主的信任。

因为法正之能，决不在诸葛亮之下。

本章先到这里。

剧透一下：庞德要开无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