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邺城缔约定，胶东收残局2817（2 / 2）

邺城内城之住民非富即贵，在外城乱起之时，这些士族豪强之家纷纷关闭门户、并出动部曲进行守御。

是以颜良在趁乱率自己部曲躲避时，竟然无人察觉…

内城中已满是各士族豪强的部曲，即便多出颜良这一支骑兵，也丝毫不显得扎眼。

但如此一来…

颜良所率领的这支精锐亲卫，便给动荡不安的邺城内城，平添了几分变数。

更何况，以颜良的狡诈，其人怎么可能不等待良机趁火打劫、甚至是落井下石？

不提袁绍与麾下众谋士商议对策、召集将领们守御内城，也不提颜良正暗戳戳地率领亲卫在内城寻找机会…

咱们继续看正攻向邺城军营的夏侯渊、以及正向邺城内城门疾冲的夏侯惇。

好吧，这二将的敌人实则都是邺城袁绍的部曲。

区别在于，惇哥是想阻拦袁军进入内城、避免增大攻城难度；而渊哥则是想趁乱消灭袁军的有生力量。

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惇哥阻拦不住莽起来的渊哥，只好堵住内城的一座城门、试图以此城门做为突破口，尽可能降低卫府兵卒攻打内城的难度。

这场乱战的发展趋势，诚如惇哥所料…

尽管渊哥结牡阵尽可能多地杀伤军营中的袁军，但还是有大量袁军迅速逃向邺城内城。

渊哥这时方才如梦初醒一般，反应过来自己犯下了致命错误…

邺城外城既破，渊哥便应该在第一时间赶向内城城门处、尽快阻止邺城内城门关闭。

可惜，因为渊哥太莽，其人痛失良机。

如今，渊哥在追悔莫及之下，一路追击袁军、最后在内城西门处与惇哥会合。

惇哥见自家小老弟一脸羞愧地疾驰而来，满肚子怨气、牢骚登时发作不得。

前者只好一声长叹，旋即喝道。

“妙才，你随我尽力围堵住城门！今日可否取下袁贼首级，皆在此一举耳！”

赵旻就是担心三将收不住手、导致袁绍方面与卫府不死不休，所以只派出三万骑兵随三将出征…

【作者题外话】：接着上一章继续为您说。

在曹操进退两难之际，桓阶、和洽出面，替毛玠求情。

曹操遂顺水推舟，将毛玠释放。

桓阶、和洽进言救（毛）玠。--《魏书毛玠传》

桓阶是曹丕的忠实党徒，多次面折廷诤，替主子谋福利；至于和洽，与毛玠相友善，政治立场也可想而知。

时太子未定，而临菑侯植有宠。（桓）阶数陈文帝（曹丕）德优齿长，宜为储副，公规密谏，前后恳至。--《魏书桓阶传》

可以说，毛玠能成功出狱，一方面得益于自己的政治智慧，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曹丕的斡旋营救。

和洽在营救毛玠时，也曾提出“当面对质、两验其实”的措施。结果被曹操一口回绝，草草遮掩为“欲两全毛玠及言事者”。

（和）洽对（曹操）曰：“人情难保，要宜考覈，两验其实。”--《魏书和洽传》

太祖曰：“所以不考，欲两全玠及言事者耳。”--《魏书和洽传》

曹操口中的“言事者”，指的其实就是丁仪。可见曹操在毛玠案中，立场明显偏袒于曹植。

毛玠与和洽不敢直言，也是有所顾忌。因为曹操性格猜忌，一旦被伤了面子，就要找机会杀人报复。

比如崔琰受髡刑（剃发）之后，不知悔改，继续大宴宾客，结果从“髡刑”升格为“死刑”。

太祖令曰：“（崔）琰虽见（髡）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遂赐琰死。--《魏书崔琰传》

贾逵则聪明许多，下狱之后，主动要求披枷戴锁，满足了曹操的虚荣心，因此提前假释，官复原职。

（贾）逵著械適讫，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狱视逵。既而教曰：“（贾）逵无恶意，原复其职。”--《魏略》

毛玠下狱时（216），贾逵与崔琰的故事历历在目，因此他只能通过把水搅浑，来保全自身，同时期待主子的运作周旋。

最终在曹丕的努力下，毛玠成功出狱，得到善终。

毛玠下狱，表面上看是崔琰案的延续，实际完全不同。

崔琰是因为嘲讽曹操篡汉自立，而遭到诛杀；本质是曹**群臣在“汉室与魏室之间”站队。

毛玠则是卷入了二宫夺嫡，被曹植党人构陷入狱；

其本质是曹**群臣在“曹丕与曹植之间”站队。

毛玠作为跟随曹操起家的兖州故吏，政治嗅觉自然是异乎寻常的。

他为求自保，一口咬定自己下狱是因为拒绝给权贵开后门，而绝口不提夺嫡之事。

难道毛玠不知道自己下狱的真实原因么？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但当时的局面，就是人人都看得清，但人人都不能说，谁敢点破玄机，谁就得人头落地。

毛玠入狱在建安二十一年（216），而翌年（217）曹丕便正式获得太子的敕封，立储之争终于告一段落。

随着曹丕得势，曹植倒台，曹操通过扶持“谯沛子弟”而牵制“士族门阀”的战略构想，也不得不逐步收敛。

曹操暮年时，有着比较明显的士族化倾向。

这是因为曹操想要篡汉自立，离不开士族门阀的支持，因此不得不做出妥协。

比如毛玠之后的继任东曹掾是何夔，一个来自豫州陈郡的门阀子弟。

何夔的曾祖何熙，是汉安帝时期的车骑将军。

（何夔）曾祖父熙，汉安帝时官至车骑将军。--《魏书何夔传》

何夔接替毛玠掌管东曹之后，一改毛玠“选拔清贞、斥退浮伪”的用人方针，转而施行“慎德”的政策。

（何夔）入为丞相东曹掾。夔言于太祖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叙，无相逾越。”--《魏书何夔传》

所谓“慎德”即重视德行，而“德”在魏晋语境中，实际是“尊卑秩序”的代称。

比如曹操口中的“至德之人”（见《求贤令》），说的就是门阀豪族。

随着曹丕在夺嫡中大获全胜（217），站在他身后的豪族势力也跟着重新抬头（220）。

九品官人法的颁布，即为明证。

晚年的曹操为了取得士族对汉魏嬗代的支持，也不得不从“唯才是举”逐渐调整为“慎德”。

毛玠与何夔“大相径庭”的用人方略，充分说明了彼时政治风向的变化。

可见古往今来，现实利益压倒一切。

雄杰英霸如曹操者，也不得不为了家族利益，而向大环境做出妥协让步。

殊不知，曹操终究还是为自己的子孙后代埋下了一个祸根！.